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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干

新闻作者：admin 新闻时间：2017-01-13 08:27:15 阅读：次

程奇立

关于齐鲁文化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我们可提出这样一个命题：齐鲁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即齐鲁文化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一种无与伦比的特殊而重要的主干地位。当然，这个命题不是不言而喻的，而是需要论证的。我国现代着名哲学家冯友兰曾在其代表作《中国哲学史》中将我国古代哲学史分为两个时期：“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所谓子学时代，就是指先秦诸子并起的春秋战国和汉初这一历史时期；所谓经学时代，指从汉初武帝实行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之后，儒学成为官方经学，一直到清代末年这一历史时期。该分期方法，虽然是对我国古代哲学史的分期，但完全可用来对我国传统文化进行分期。因此，笔者借此分期方法，从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两个时期来考察论证齐鲁文化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主干地位。

“子学时代”的百家诸子多出于齐鲁

齐鲁文化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贡献是多方面的。“子学时代”的百家诸子多出于齐鲁。诸子中绝大多数都是齐鲁籍学者，个别的虽然籍贯并非齐鲁，但其学术渊源却来自齐鲁。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所谓诸子百家实际只有十家。而其学派思想传之后世，代表人物可考者，主要有六家，汉代司马迁有《论六家要旨》，即儒、墨、道、法、阴阳、名家，而这六家均与齐鲁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儒家。居于我国传统文化核心地位的儒家思想体系就是在齐鲁文化的土壤里孕育而成。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等儒家思想大师均出于齐鲁文化的孕育。荀子虽为赵人，但年十五即游学于齐国稷下学宫，并曾三为稷下学宫的祭酒，“最为老师”，而且死后葬于兰陵(今山东苍山县)。

墨家。春秋战国时期墨家与儒家“并称显学”。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翟，也是鲁国人。关于墨子的里籍，有宋国说、滕国说和鲁国说。但现代学术界基本上肯定墨子是鲁国人(今山东滕州人)。墨子曾习儒术，受过儒家思想影响，后因觉“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遂决然自立门户，创建了墨家学派。

道家。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庄子虽非齐鲁之人，但我国古代道家的形成和发展也与齐鲁文化有着密切关系，《汉书，艺文志》在记述道家时，将东夷之人的商代伊尹与齐国的开国君主姜太公列为道家之首，并将齐国的《管子》一书列入道家着作，可见老庄之前，道家思想已萌芽于齐鲁文化之中。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庄子虽是宋人，而非齐鲁之人，但其里籍一直存在争议(主要有五种说法：河南民权县说、安徽蒙城县说、山东冠县说、山东东明县说、山东曹县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肯定山东东明县说，主要理由是唐代诏改东明县为南华县，并封庄子为“南华真人”、封《庄子》一书为《南华真经》，而南华山就在山东东明境内。即使庄子的故里有争议，但可肯定庄子的里籍在山东、河南、安徽三省交界之处，地近鲁国，受到齐鲁文化的辐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

阴阳家。先秦阴阳家的着名人物邹衍、邹爽都是齐国人。盛行于齐地的阴阳家与齐国的神仙方术成为后世道教的重要源头。金元之际，全真道在山东地区的兴起也与齐鲁文化的历史背景有着重要关系。法家。虽然战国法家重要代表人物多出于秦晋等国，但先秦法家也与齐鲁文化有着密切关系。春秋时期，法家思想基本上出于晋国与齐国。齐国的管仲就是学术界公认的一位法家先驱代表人物，在管仲影响下形成的学派，号称“齐法家”。儒学大师荀子受到齐法家的强烈影响，主张礼法结合并用，无怪乎会培养出李斯与韩非两位着名的法家代表人物。

名家。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战国名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公孙龙和尹文。尹文，为齐国人，是稷下着名学者；公孙龙，虽为赵国人，但据《孟子·荀卿列传索隐》，说他是卫国人，是孔子的弟子。《庄子·秋水》说公孙龙“少学先王之道，长而明仁义之术”，也说明他与儒家有学术渊源关系。

兵家。先秦兵学多出于齐文化。兵学为齐文化的一大特色。我国古代伟大的军事家吕尚、孙武、孙膑及司马穰苴均为齐国人。在我国古代兵学文化中，齐鲁兵学无疑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代表着先秦兵学的主体构成与最高成就。宋神宗元丰年间颁定“武经七书”中，除《尉缭子》、《李卫公问对》外，其余5部书皆出自齐鲁地区。显然，齐鲁从上古到战国时期，不仅是思想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兵学最发达能地区。其兵书数量之繁富、影响之深远，都是其他地域无可比拟的。

西汉时期儒家经学传授谱系为齐鲁学者所垄断

由于两汉时期是经学的奠基时期，因此我们可以这一时期齐鲁文化与经学的关系来论证齐鲁文化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主干地位，即从两汉儒家经学传授谱系来认识齐鲁文化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主干地位。

自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对儒家经典进行整理、考订和阐释的学问便正式成为具有国家法典性质的儒家经学。于是发端于春秋时期的鲁国、发展壮大于战国时代齐鲁地区的儒家学说便由地域文化上升为主流文化，确立起其在思想学术领域的主导地位，成为我国封建帝制政治统治合法性的理论依据，成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核心和意识形态的基础。

两汉儒家经学的正式奠基、形成与发展壮大实际上是齐鲁文化逐步主流化的过程。西汉时期儒家经学体系的奠基工作基本上由齐鲁地区的学者来完成。整个西汉时期的五经传授谱系也基本上为齐鲁学者所垄断。据《史记·儒林列传》记载，汉初传授儒家五经的九位大师中有七人是齐鲁学者，另有一人虽非齐鲁学者，但是齐学的传人。《诗》学，传《诗》者共三人，其中两人出自齐鲁：鲁人申培公和齐人辕固，另有一人为燕国韩太傅。《尚书》学，汉初最早传承今文《尚书》的学者是济南(今山东章丘)人伏生，据《史记，儒林列传》和《汉书·儒林传》记载，汉代立于学官的《尚书》就是伏生壁藏、口授的这部今文《尚书》，其后的欧阳氏之学、大夏侯氏之学和小夏侯氏之学都渊源于伏生的《尚书》学。《春秋》学，传《公羊春秋》者为齐人公羊寿、胡毋生和赵人董仲舒，传《毂梁春秋》者为瑕丘(今山东兖州东北)江生(公)，而董仲舒虽是赵人，但是齐人公羊寿的学生，可见董仲舒的经学出于齐学。《礼》学，西汉早期传承《礼》学的是鲁人高堂生。《易》学，汉初最早传授今文《易》学的是齐人田何。田何是《易》学史上一位承先启后的关键人物，汉代的《易》学主要是由他传承的。田何的弟子与西汉早中期的弟子及再传弟子也大都是齐人。

综上所述，我们可得出这样的结论：齐鲁文化是两汉经学的基础和主干，在整个两汉经学传授谱系中，较之其他的地域文化其占有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整个西汉时期的儒家经学传授谱系几乎主要为齐鲁学者所垄断。

值得注意的是，自西汉晚期至整个东汉时期，随着儒术独尊地位的确立、儒学的推广和普及，齐鲁学者在经学传授谱系中所占的比重日益下降，其垄断地位逐渐不复存在。与此同时，其他地域越来越多的学者跻身于经学大师的行列，如东汉时期着名的今文经学家有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县西)人张玄、扶风漆县(今陕西彬县)人李育等；着名的古文经学家有河东襄陵(今山西临汾东南)人贾逵、汝南召陵(今河南郾城)人许慎、右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马融、河南荥阳人服虔等，均非齐鲁籍学者。这种情况表面上看来是齐鲁之学在汉代经学体系中比重的下降，似乎是齐鲁文化在汉代经学体系中地位的衰微，但从深层次来说是齐鲁文化由地域文化上升为主流文化的必然结果，实际上反映了齐鲁文化在汉代思想学术领域中主流地位的确立。

而且，即使在西汉晚期至整个东汉时期，齐鲁籍学者虽已不在儒家经学领域占据垄断地位，但仍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如西汉末期鲁(今山东曲阜)人孔光，以治今文《尚书》而官至丞相。琅琊东武(今山东诸城)人师丹，初从匡衡学《齐诗》，哀帝时位至三公。孔光与师丹是西汉末期着名的今文经学的领袖人物。当时古文经学家刘歆奏请将古文《尚书》等古文经学立于学官，就是在孔光与师丹的极力反对下而不得实行。

在东汉时期的今、古文经学之争中，一些齐鲁籍经学家仍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东汉末期今古文斗争中最重要的两位经学大师何休与郑玄就都是齐鲁籍学者。前者是今文经学大师级的领袖人物；后者是博通今古的古文经学大师，是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凡此种种现象都说明即使在西汉末期至整个东汉时期，齐鲁籍经学家仍然在经学传授谱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