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佛教的传播与交流是中国佛教历史上最为辉煌一个时期。对我国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为了重新审视中国佛教，梳理佛教的传播历史，总结佛教的传播经验，规划与展望新时期佛教的传播途径。当今佛教更好地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发挥其在“一带一路”进程中的文化纽带和促进民心相通的积极作用。2019年11月10日，由中国佛学院举办的主题为“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对外传播与交流”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佛学院大礼堂成功举办。

此次研讨会为期一天，主要围绕隋唐佛教与日韩交流、隋唐佛教义学研究与丝路交流、隋唐佛教寺院制度与本土化发展、隋唐佛教对外交流与传播、隋唐时期中国佛教的传播与发展等五个议题展开。上午两场会议分别由浙江大学何欢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夏德美副研究员主持；下午三场会议分别由中国人民大学张雪松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定源法师、杭州佛学院副院长慧观法师主持。

第一场 隋唐佛教与日韩交流

杨曾文教授指出，在中日交往和文化交流中佛教曾经占据重要地位，发挥过重要作用。日本的佛教源自中国，与中国佛教有着亲近的血缘关系。希望中国佛教要从中日交往史中汲取经验和营养，以利于在新时代发展中日友好交流，为两国合作发展，建立世代和平友好的睦邻关系做出贡献。

本性法师表示，十多个世纪以来，佛教在诸多高僧的努力下，由中国不断向朝鲜半岛及日本等地输入，造就了东亚汉传佛教文化圈。圆珍大师就是众多入唐求法中代表之一。圆珍大师不仅在日本佛教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中日交通史的重要参与者。

定源法师表示，在日本，现存中国佛教文献的数量极为可观。中国佛教典籍既滋养了日本佛教，日本佛教也为我们保存了不少中国本士业已亡佚的文献。崇俊塔铭是现存于日本的中国佛教古逸文献之一。我们要充分利用域外佛教文献进行中国佛教研究，将具有广阔的学术前景。

夏德美副研究员表示，义寂《梵网经菩萨戒本疏》充分吸收了中国佛教的思想，又增加了义寂个人的理解，成为独具特色的一种菩萨戒注疏，对韩国、日本佛教产生了重要影响。

慧观法师强调，由于因明论典的译入，以及论证学的相应兴起，“所诠”也渐渐被赋予不同的定义，即表现出术语化的倾向。随着中国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的东传，“所诠”一词也被带到日本，进而在日语中生根发芽，逐步演化成为一个表示“无法超越一定范围”的副词。

第二场 隋唐佛教义学研究与丝路交流

李四龙教授提出，从元晓的《法华宗要》的框架与内容可以看出，智者大师的着作在那个时候的朝鲜半岛已经流行，但其里面的思想内容与智者大师的思想有所差别，融合了华严宗的思想。

张文良教授表示，昙旷早年学习《成唯识论》等唯识思想，后转向研习《大乘起信论》。在八世纪的唐代佛教界，有一批僧人虽然接受了玄奘“新译”唯识思想的影响，但其基本立场仍然是《楞伽经》、《大乘起信论》的“旧译”唯识思想。他们对《起信论》的理解与华严宗人如法藏的理解是一脉相承的。两者无论在心识问题还是在佛性问题上，皆秉持共同或相近的立场，从而在扬弃“新译”唯识基础上，完成向“旧译”唯识的回归。

何欢欢教授强调，虽然国外学术界，尤其日本学术界对“窥基”这样一个名称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与观点，然而“窥基”这一名称在中国佛教界已用了一千多年，我们应该继续坚持沿用“窥基”这一名称。

徐文明教授表示，西堂智藏为马祖道一最重要的门人之一，在中国禅宗史上有很高的地位，他有不少新罗门人，法流东国，化及海外，对于中国禅宗的对外传播和中韩两国的文化交流贡献很大。智藏生卒年学术界尚有争论。智藏的生卒年应依唐技《碑铭》为准，其新罗门人慧彻之碑也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值得重视。

妙洁法师强调，丝绸之路的开辟极大地促进了欧亚非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和文化思想的传播，对于中国佛教的繁荣与弘传均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对佛教最重要的影响就是“丝绸西去，佛法东来”，在这来、去之中，丝绸之路激发与见证了有志之僧永不磨灭的求法精神，照耀千古。

第三场 隋唐佛教寺院制度与本土化发展

杨维中教授表示，隋代佛寺“三纲”应该是寺主、上座、都维那。隋代，寺主地位高于上座，“三纲”以寺主为首。隋代佛寺的“三纲”之末准确名称不易确定，“维那”并非专指、专名，所指宽泛。但是，应该肯定，当时朝廷及其僧界、佛寺是有办法来区分作为“三纲”之一的“维那”与一般意义上的“维那的”。尽管目前我们还无法确知其限定词为何。

温金玉教授强调，中国律法最后以《四分律》立宗。佛教史上评《四分》创宗者道宣在律学上的主要成就，即在于他对《四分律》的开宗弘化，以及他生平力学、综揽诸部、会通大小以成一家之言的创见。他对于律学的整理其贡献在于戒律重组与僧团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道宣律师的学说风靡教界，以至从那时以来的中土律学家，差不多都将他的着述奉为圭臬。如《宋高僧传》说:“是以天下言行事者，以南山为司南矣。”

梵果法师强调，会昌法难是佛教本土化的发展进程中，所经历的艰难曲折的一个缩影。对于佛教在中国本土的传播发展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代中国佛教不能自我沉醉于历史的传统中，坚持中国化方向是佛教自身发展的内在必然要求，要有创新的理论引导信众，更要有自觉的精神，积极主动去迎接时代。

法缘法师表示，从最早“敦煌祖本”的出现，加上同系列多个敦煌写本的出现可知，惠能南宗在其入灭后，传法区域就从南向北扩展发展了。这是因为惠能门下弟子在其圆寂后分散到各地弘化，使得惠能南宗于惠能圆寂后于民间各地流通盛行。最终，惠能南宗终于淹没了弘忍门下包括神秀北宗在内的其它各支，而成了中国禅宗的唯一正宗。

法净法师认为，禅僧在中唐怀海禅师之时彻底独立，结束了头陀行道与依附律寺而居的形式，建立了自宗的道场——丛林；创制了自宗的行仪规范——规约（清规）。禅居中的规制大都能在戒律中找到依据，或承袭或调整以适应中土习俗。

第四场 隋唐佛教对外交流与传播

   张雪松副教授认为，元晓《梵网经菩萨戒律本私记》提供的有力证明，可以得知直到唐初的二卷本《梵网经》只是现在通行本《梵网经》的下卷。现今通行的二卷本《梵网经》应该最终定型于公元八世纪以后，而非自望月信亨以来学界公认的六世纪。

悟灯法师表示，日本天台宗包含了禅、净、律、密。道叡与鉴真是天台教法在日本的奠基者，最澄是创立者，而法然、亲鸾、荣西、日莲、道元等是天台教法的继承和展开之人。虽然，法然等都创立了各自的宗派，但是他们的思想渊源都是基于天台思想。日本比叡山被尊称为日本佛教之母山。天台教法对日本佛教影响深远，如果没有天台教法，也就没有日本天台宗以及日本佛教。

耀辉法师认为，隋唐时期的中泰佛教交流为陆海两大路线：一是陆路上南诏国和堕罗钵底国之间的交流；二是唐帝国和狼牙修国之间通过海上路线的交流。中泰佛教交流的特点——多种双重途径的交流机制：南诏对堕罗钵底和隋唐对狼牙修的双重机制、陆路和海路的双重机制、傣人主体和汉人主体的双重机制。

召腊定表示 ，隋唐时期中国与东南亚两大语系佛教文化交流都已经产生，无论从深度和广度上都比汉魏晋时期有较大的发展。隋唐王朝中国佛教与东南亚佛教是在前代各个时期佛教交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若无汉代至魏晋南北朝佛教交流的铺垫，也不可能有隋唐佛教交流兴盛的新画面。

  隆解法师表示，隋唐是中国佛教史上经典翻译、宗派建立的鼎盛时期，中国佛教不仅自身发展到一定高度，其影响还远播至朝鲜、日本、越南等地，开启了中国佛教向外传播的新篇章。隋唐时期华严宗的对外交流是其中的华彩一章。

第五场 隋唐时期中国佛教的传播与发展

  理净法师强调，《大乘起信论》是大乘佛教复兴的代表着作，是大乘佛教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为大乘佛教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是大乘佛教发展史上的历程碑。其核心理论“如来藏”思想成为中国佛教的根本理论。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华严宗受《大乘起信论》思想的影响更加明显。

究悟法师认为，南宗禅在唐中晚期之后繁荣的发展，成为汉传佛教的主流，是佛教彻底中国的典型代表。它反映了外来文化要如何本土化以及实现理想的传播效果。南宗禅在唐及以后的多年里，能迅速适应政治经济及社会形势的变化，让禅宗总是能迅速找到适应生根发展的土壤，并迅速发展。

  觉无法师认为，隋唐时期的佛教逐渐中国化，具有了中国文化的特性，就是博大精深，包容共生。隋唐时期，统治者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支持并组织与外国交流文化政治，有力的鼓舞了佛教对外输出和吸收外国优秀佛法。

  心悟法师指出，天台宗是中国佛教史上成立的第一个佛家宗派。天台智者大师构建的思想体系完成了学派佛教向宗派佛教的转型，使印度的佛教彻底中国化。其思想体系也成为衡量其他思想是否能构成宗派佛教的重要参考标准，为唐朝其他宗派的建立打下了坚实基础。

闭幕式上，李四龙教授对本次研讨会所取得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以“交流、宗派、文本”三个关键词为本次研讨会作了学术总结。他全面总结和分析了本次研讨会所凸显的相关内容，并为当今佛教如何对外传播与交流提出了自己的希望和宝贵建议。 

宗性法师在闭幕式上作总结发言。首先代表主办方对各位领导、专家学者、各位法师对本次研讨会的支持与帮助表示由衷的感谢。并介绍了本次研讨会举办的背景和现实意义。他表示，隋唐佛教，是中国佛教发展最为辉煌一个时期。我们重新梳理隋唐佛教的传播历史，总结隋唐佛教的传播经验，对于规划与展望新时期佛教的传播途径具有重大的意义。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我们佛教界应该主动积极融入进去，积极主动发挥佛教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能够促进民心相通的文化纽带作用。他指出，通过对传统佛教的梳理与研究，能够从中汲取智慧与营养，对于当今的中国佛教树立自觉自信，积极主动持续深入中国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最后，他希望作为当代的僧青年，要自觉主动肩负起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重任，积极进取，勇于担当，为荷担如来家业而勇猛精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闽南佛学院、福建佛学院、杭州佛学院、云南佛学院、峨眉山佛学院、戒幢佛学研究所、上海佛学院、五台山尼众佛学院、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中国佛学院等单位的近30位专家学者与法师以及我院师生等二百余人参加此次研讨会。

（转自：中国佛学院，有删改，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