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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杀令》与丘处机

新闻作者：admin 新闻时间：2015-08-27 07:13:32 阅读：次

宋建明

2012年一部入围韩国釜山电影节的华语电影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这部电影便是《止杀令》。2013年3月22日，《止杀令》在国内首影，得到观众和影视评论界的一致好评。《止杀令》由中影集团出品，王坪担任导演，编剧是冉平，主要演员有李小冉、赵有亮、耿乐、余少群等。《止杀令》以金元之际全真道第五任掌教丘处机西行觐见成吉思汗之事为主题，讲述了丘处机与成吉思汗特使刘仲禄在西行觐见途中，以及见到成吉思汗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其具体情节是：成吉思汗赐虎头金牌给特使刘仲禄，让他至山东胶东敦请丘处机西行觐见。在刘仲禄和蒙古骑兵的挟迫下，丘处机不得不以七十三岁高龄踏上充满艰辛和危险的西行觐见之路。历经两年时间，丘处机终于到达西域大雪山，见到了成吉思汗，并为成吉思汗多次讲道。在讲道过程中，丘处机以劝其“寡欲止杀”为念，出于对丘处机的信重，成吉思汗最终接受了他的建议，率领蒙古骑兵班师东归。

《止杀令》在制作过程中，充分运用了电脑特技与实景拍摄相结合的手段，场面恢弘阔大，近乎真实地还原了丘处机西行觐见途中的景况。可以这么说，从电影艺术的角度讲，《止杀令》是无可挑剔的，这也是它之所以得到一致好评的原因。但是，电影中的一些细节与历史的真实情况有出入。作为一部影视作品，为了吸引观众，对历史故事做一定的艺术加工与改造，这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毕竟它不是一部历史纪录片，而是一部艺术作品。然而，《止杀令》的题材是独特的，因为它讲的是关于全真道宗师丘处机的故事，涉及宗教问题，应该充分地考虑全真道士的宗教情感。除此之外，艺术作品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这是学术文章与着作所无法比拟的。但这种影响力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起到宣传全真道与丘处机的作用，同时也可以从某种意义让观众产生误解。比如，因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与《神雕侠侣》大家知道了王重阳与全真七子，并随着这两部小说所拍成的电视连续剧王重阳与全真七子家喻户晓。但是，为了增加作品的可读性与趣味性，金庸先生只是借用了王重阳与全真七子的名字，其情节与故事几乎全是虚构的。在他的笔下，王重阳与全真七子变成了拥有绝世武功的武林高手，全真道第六任掌教、金元之际着名全真高道尹志平，则被塑造成了一个令当今全真道信众所无法接受的形象，极大地偏离了历史事实，严重地损害了全真道信众的宗教情感。藉于以上原因，下面拟把《止杀令》中违背历史事实的地方指出来，并加以辨正，目的是还原历史的真相，以免于使观众对全真道产生误解。

（一）关于丘处机西行出发地的问题

在电影《止杀令》中，刘仲禄第一次见到丘处机是在文登太虚宫，丘处机西行觐见的起点也是文登太虚宫，这与历史事实有较大出入。陪丘处机西行觐见的弟子李志常，曾撰有《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书中详细介绍了丘处机西行的经过，并对丘处机西行起点有明确记载。《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云：“戊寅岁之前，师在登州，河南屡欲遣使征聘，事有龃龉，遂已。明年，住莱州昊天观，……居无何，成吉思皇帝遣侍臣刘仲禄，县虎头金牌，其文曰：‘如朕亲行，便宜行事’，及蒙古人二十辈，传旨敦请。……师知不可辞，徐谓仲禄曰：‘此中艰食，公等且往益都，俟我上元醮竟，当遣十五骑来，十八日即行。’于是宣使与众西入益都，师预选门弟子十有九人，以俟其来。如期骑至，与之俱行。”按照以上记载，刘仲禄第一次见到丘处机应该是在莱州大基山道士谷昊天宫，而不是文登太虚宫。虽然《长春真人西游记》中没有明确提到丘处机西行的出发地，但根据上下文意，丘处机西行出发地应该是莱州昊天宫。其他史料对此也有相关记载，比如，《金莲正宗仙源像传·长春子》云：“兴定三年己卯，师居莱州昊天观，时齐鲁陷宋。八月，宋宁宗皇帝命大帅彭义斌召师，亦不赴。是岁，元太祖成吉思皇帝在奈蛮国，命侍臣刘仲禄捧诏聘师。十二月，仲禄至莱州，师慨然应命。明年庚辰正月，师遂起行，十八大师从。”《玄风庆会图》也云：“二年戊寅，师自登徙居莱州昊天观。己卯八月，江南遣大帅彭公、李公来聘，师不赴。莱主难其事，师曰：‘我行止，天也。非若辈所及知，当有留不住时，去也。’十二月，大元诏下。”根据以上记载，在刘仲禄见到丘处机之后，丘处机并没有离开过莱州昊天宫，以此推断，其西行觐见的出发地应该是莱州昊天宫，而不可能是文登太虚宫。

按照《止杀令》中的说法，丘处机西行觐见成吉思汗的始发地是文登太虚宫，然而文登并无太虚宫，太虚宫在栖霞。考诸元代早期全真道文献以及历代文登方志资料，未见文登有太虚宫的记载，所以，“文登太虚宫”极有可能是编剧或导演虚构出来的一个地方。陈时可《长春真人本行碑》云：“明昌二年，东归栖霞，乃大建琳宫，敕赐其额曰‘太虚’。气象雄伟，为东方道林之冠。”《金莲正宗记》卷四《长春丘真人》又云：“明昌之改元也，东还海上，归隐栖霞，修建坛宇。比及戊辰岁，道价鸿起，名满四方，天子嘉之，敕赐为太虚观，仍加赐玄都宝藏六千馀卷，以为常住。”对于这一点，其他元代文献资料的记载与以上记载基本一致。这充分证明，太虚宫为丘处机于金明昌初以其故居为基所建，地点在栖霞滨都里，而非在文登。清光绪《栖霞县志》云：“滨都宫，北十里，真人邱处机建，一曰太虚宫，极壮丽，神曰三清。”既然文登并无太虚宫，那么，丘处机从文登太虚宫出发西行觐见成吉思汗这一说法自然就不成立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丘处机从莱州昊天宫出发觐见的确实性。

因此，丘处机西行觐见成吉思汗的出发地是莱州的昊天宫，而不是文登的太虚宫。

(二)关于跟随丘处机西行觐见的弟子问题

在电影《止杀令》中，跟随丘处机西行觐见的弟子只有一位，即“赵道安”，这与历史的真实情况也有较大的出入。

《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云：“居无何，成吉思皇帝遣侍臣刘仲禄，县虎头金牌，其文曰：‘如朕亲行，便宜行事’，及蒙古人二十辈，传旨敦请。……师知不可辞，徐谓仲禄曰：‘此中艰食，公等且往益都，俟我上元醮竟，当遣十五骑来，十八日即行。’于是宣使与众西入益都，师预选门弟子十有九人，以俟其来。”《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又云：“五月七日，令宋道安、夏志诚、宋德方，孟志温、何志坚、潘德冲六人先行。十有四日，师挈尹志平、王志明、于志可、鞠志圆、杨志静、綦志清六人次之。……十有八日，张志素、孙志坚、郑志修、张志远、李志常五人又次之。”根据前一记载，当时丘处机预选了十九名弟子随行，而其中一名弟子未能成行，实际随行者只有十八位。宋渤撰《烟霞崇道宫碑记》云：“岁己卯有诏，召长春真人邱公于东海上，选其徒有道业通辩之士十有八人与之，潍州昌乐人玄真大师张鹏举预中。”按照《烟霞崇道宫碑记》的记载，当时潍州昌乐人张鹏举也被选中，但不知何因，其未能成行，所以真正跟随丘处机西行的只有十八位弟子。至于上引《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只记载了十七位，而不是十八位，原因是西行途中赵道坚已仙逝于塞蓝城。《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云：“又渡石桥，并西南山行五程，至塞蓝城，有小塔。回纥王来迎入馆。十一月初，连日雨大作。四日，土人以为年，旁午相贺。是日虚静先生赵九古语尹公曰：‘我随师在宣德时，觉有长往之兆，颇倦行役。尝蒙师训道，人不以死生动心，不以苦乐介怀，所适无不可。今归期将至，公等善事父师。’数日示疾而逝。盖十一月五日也。师命门弟子葬九古于郭东原上，即行。”而且，《长春真人西游记》最后的附录中还列举了随侍丘处机西行的十八位弟子的名字，他们分别是：赵道坚、宋道安、尹志平、孙志坚、夏志诚、宋德方、王志明、于志可、张志素、鞠志圆、李志常、郑志修、张志远、孟志稳、綦志清、何志清、杨志静、潘德冲。

因此，根据以上所列文献的记载，跟随丘处机西行觐见弟子共有十八位，而不是只有一位，《止杀令》可能是出于拍摄成本或者故事情节的需要，才虚构了一个人物——赵道安，这个赵道安极有可能就是赵道坚与宋道安名字的合体。

（三）关于丘处机在昆嵛山修炼时间问题

在《止杀令》中，丘处机自称其在昆嵛山修炼了46年，但这一说法与历史事实不符。根据《七真年谱》与《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一书附录《王重阳与全真七子修道传教活动大事记》记载，丘处机十九岁出家，二十岁拜王重阳为师，二十二岁跟随王重阳离开山东，重阳仙逝之后，在河南、陕西等地修道二十多年，直到金明昌二年（1191）才回到山东栖霞，其后便在胶东各地传道约30年。以此推之，其在山东修道和传道的时间总共算起来也不过33年，而这33年中他并非一直呆在昆嵛山，而是在胶东各地游历。据现存史料记载，丘处机真正在昆嵛山修道与传道的时间最多也不过几年，这与在昆嵛山修道46年之说相差甚远。

首先，金大定九年（1169）十月跟随王重阳离开山东之前，丘处机在昆嵛山一带修道与传教不超过3年。陈时可撰《长春真人本行碑》云：“未冠学道，遇祖师重阳子于昆嵛山之烟霞洞。祖师知其非常人也，以《金鳞颂》赠之，遂执弟子礼。寻长生刘公、长真谭公、丹阳马公，皆造席下，相视莫逆，世谓之丘、刘、谭、马焉。大定九年，从祖师游梁。”《金莲正宗仙源像传·长春子》又云：“师姓丘，名处机，字通密，号长春子，登州栖霞县滨都人也。生于金熙宗皇统八年戊辰正月十九日。幼聪敏，日记千馀言，未弱冠即学道，隐居昆嵛山。大定七年，闻重阳道化，九月，乃拜于宁海之全真庵，……九年冬，从重阳游汴梁，寓王氏旅邸。”由此可知，丘处机于金大定六年（1166）19岁时于山东昆嵛山出家修道，第二年（1167）夏于宁海州全真庵拜王重阳为师，跟随王重阳在山东昆嵛山一带修道与传教。金大定九年（1169）十月，王重阳带领丘处机、刘处玄、谭处端、马钰四大弟子离开山东西行入关。以此推算，丘处机在金大定九年（1169）离开山东之前，其在昆嵛山一带修道与传教的时间最多不超过3年。

其次，金明昌二年（1191）丘处机东归山东栖霞，直到蒙古太祖十六年（1221）离开山东西行觐见成吉思汗，期间其在山东胶东各地传道约30年。但这30年中其大部分时间居住在栖霞太虚宫，偶尔会到潍州、莱州、宁海州等地游历。丘处机在诗《途中作》之《小序》中云：“明昌二年十月，余到栖霞。”而且，陈时可《长春真人本行碑》云：“明昌二年，东归栖霞，乃大建琳宫，敕赐其额曰‘太虚’。气象雄伟，为东方道林之冠。”《金莲正宗仙源像传·长春子》也云：“明昌二年辛亥，东归栖霞，以故居为观，敕赐额曰太虚。”以上证明，丘处机东归山东栖霞的时间是金明昌二年（1191）。回到山东之后，他便以其故居为基建造道观，并取名滨都宫，后改名太虚观。晚年的丘处机，主要以栖霞太虚观为根据地，在山东登、莱、宁海三州传道，他最喜欢居住的道观主要有三座，即栖霞太虚宫、莱州昊天宫和潍州玉清宫，期间偶尔会到昆嵛山烟霞洞和神清观故地重游。丘处机曾在民国《牟平县志》所载《神清观十六绝》之《小序》中云：“大定六年，予自栖霞而来，洎八年，重阳寻至。后因西迈，偶历关中二十馀年，重游此地，睹其嶔岩突兀，千变万状，不可名目，选其磊落孤高出群者，标以名耳。”《神清观十六绝》作于金贞佑二年（1214），以上记载说明，当时丘处机曾至昆嵛山游历。

因此，丘处机出家之后，在山东修道与传教的时间，总共算起来，不过33年，这与46年之说相差甚远。而且，其于金明昌二年（1191）东归之后，大部分时间居住在栖霞太虚宫，有时候会在莱州昊天宫、潍州玉清宫小住，只是偶尔才到昆嵛山传道。所以，根据现存金元全真道史料的记载，我们可以确定，丘处机在昆嵛山修道与传教的时间，也不过三五年之间而已，《止杀令》中说丘处机在昆嵛山修炼46年，既无文献依据，又与历史事实明显不符。

（四）关于刘仲禄的身份及其对丘处机的态度问题

在《止杀令》中，刘仲禄被塑造为一个武官，并以武力强迫丘处机西行觐见成吉思汗，这与历史真实的情况不符。《止杀令》之所以这样做，可能是为了吸引观众，制造看点，但却无形中贬低了丘处机，有可能会伤害尊奉丘处机为祖师的全真道龙门派道士的宗教情感，所以有必要在这里加以辨正，还原历史真实，以正视听。

首先，据史料记载，刘仲禄不是一名武官，而是一名医官。耶律楚材撰《西游录》中云：“昔刘姓而温名者，以医术进。渠谓丘公行年三百，有保养长生之秘术，乃奏举之。”成吉思汗征西域之时，耶律楚材曾长时间跟随，对于成吉思汗身边官员的情况比较了解，并一度与丘处机交好，而且，丘处机为成吉思汗讲道的内容，最后也是由耶律楚材翻译整理成《玄风应会录》的，所以，他的以上说法应该属实。根据以上记载，刘仲禄是成吉思汗身边的一名医官，因听闻丘处机医术高明，寿长三百，所以才劝说成吉思汗征召丘处机。成吉思汗不仅接受了他的建议，而且还委派他担任特使，不远万里，带领蒙古骑兵，持诏敦请丘处机。

其次，丘处机西行觐见并非刘仲禄强迫的结果，而是其审时度势之后的自愿选择，且一路上刘仲禄对于丘处机言听计从，态度极为恭敬，并无一丝一毫强迫之意。《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云：“‘……次潍州，得尹公。冬十有二月，同至东莱，传皇帝所以宣召之旨。’师知不可辞，徐谓仲禄曰：‘此中艰食，公等且往益都，俟我上元醮竟，当遣十五骑来，十八日即行。’于是宣使与众西入益都，师预选门弟子十有九人，以俟其来。”《玄门掌教清和妙道广化真人尹宗师碑铭并序》云：“己卯岁，太祖皇帝遣便宜刘仲禄，征长春真人。仲禄及益都，真常李公曰：‘长春今在海上，非先见尹公，必不能成此盛事。’及潍阳，谒师于玉清之丈室，见其神采严重，不觉畏敬自失，从容语及诏旨，师大喜曰：‘将以斯道觉斯民，今其时矣。’遂偕往觐长春真人于莱州昊天观。先是，金宋聘命交至，皆不应，至是师劝行，决计北上。”通过以上记载可知，因年事已高，丘处机最初不想应允西行之诏，后经刘仲禄的敦请和尹志平的劝说，才答应西行觐见。这其中虽曾经过刘仲禄的苦劝，但并无丝毫强迫之意。

西行觐见路上，刘仲禄对丘处机更是言听计从，表现的极为恭敬。举几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第一，丘处机行至泸沟之时，刘仲禄欲选处女偕行，遭到了丘处机的拒绝，最后此事不得不作罢。《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云：“师闻行宫渐西，春秋已高，倦冒风沙，欲待驾回朝谒。又仲禄欲以选处女偕行。师难之曰：‘齐人献女乐，孔子去鲁。余虽山野，岂与处子同行哉？’仲禄乃令曷剌驰奏，师亦遣人奉表。”第二，行至望山之时，丘处机提出在龙阳过冬，明春再行西上，又得到了刘仲禄首肯。《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云：“师与宣使议曰：‘前去已寒，沙路绵远，道众所须未备，可往龙阳，乘春起发。’宣使从之。”第三，在西行途中，成吉思汗曾下圣旨给刘仲禄，其云：“无使真人饥且劳，可扶持缓缓来。”这说明成吉思汗对丘处机极为看重，刘仲禄不可能违背成吉思汗的意愿，以挟迫的手段来对待丘处机。

虽然电影《止杀令》在引起广泛影响、倍受关注的同时，许多地方违背了历史事实，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其对于宣传全真道所起的重要作用。《止杀令》中的恢弘场面，是众多有志之士，用了半年的时间，跨越了6个省份所进行的实景拍摄，除了以上几个方面与历史事实有些许出入外，近乎真实的还原了丘处机西行途中所经历的艰辛。况且，文艺作品对于全真道的宣传作用是学术着作所无所比拟的。因此，我们期待以后有更多的像《止杀令》一样的文艺作品面世，当然同时我们也希望创作者能在尽可能接近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并充分地考虑与尊重道教信徒的宗教情感。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中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