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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全真精神，振兴当代道教

新闻作者：admin 新闻时间：2015-08-27 07:12:42 阅读：次

赵卫东

全真道由王重阳祖师创立于金大定年间，后经全真七子的大力弘扬，至元初达到了鼎盛。当时，大江南北，城市乡村，宫观林立，道众云集，极一时之盛。然而，全真道兴起的金元之际是一个战乱频繁、动荡不安的时代，军事、政治、宗教、民族等各种冲突交织在中国北方，全真道之所以能够在这样一个时代兴起，与其具有多方面的优良品质分不开。对于这些优良品质，我们可以称之为“全真精神”，正是在全真精神的推动和鼓舞下，全真道才在历史上造就了一个中国道教史上最辉煌的时代。今天，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华大地再次复兴，为道教发展创造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能否抓住这次历史机遇，事关道教的兴衰存亡。历史是一面镜子，全真道在金元之际的兴起这一历史与宗教现象，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启示与借鉴，我们今天只有继续大力弘扬全真精神，才能最终实现道教在当代的振兴。

（一）三教合一：保持开放的文化心态

当年全真道之所以能够得到社会各界的信奉与支持，这与王重阳祖师所确立的“三教合一”的立教宗旨有极大关系。金元之际，儒、释、道三教深度融合，顺应这种文化大势与历史潮流，重阳祖师在创立全真道之初就提出了“三教合一”的口号，并将其作为了全真道士必须遵奉的立教宗旨。重阳祖师曾在他的诗文中明确提出“三教一家”、“三教归一”、“三教同风”、“三教同根”、“三教平等”等说法，并要求全真道弟子都要学习《道德经》、《清静经》、《心经》、《孝经》等三教经典。在重阳祖师的影响下，马丹阳祖师把三教门人皆视为自己的师父，在路上遇到三教门人，不管认识与否，都要行礼以示尊重。刘长生祖师在同样主张“三教高真，便是师父”的同时，还提出了“三教无分”、“三教归一”等口号。除此之外，王玉阳祖师主张“三教一般”、“三教通连”，丘处机祖师则更看重“三教平等”，要求全真道弟子要以平等的态度来对待三教门人。经过王重阳与全真七子的大力提倡，“三教合一”成为了全真道弟子的普遍共识，这种开放的文化心态，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全真道理论，而且还使全真道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与信奉。在理论上，全真科仪源自传统道教，全真戒律和全真道士对肉体的态度深受佛教影响，全真道所崇奉的孝道则明显来自于儒家。除此之外，全真第六任掌教尹志平在《清和真人北游语录》中所提出的“平常心即道”的思想，便来自于佛教禅宗的马祖道一。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因时间关系，不再一一赘述。正因为全真道以这样一种开放的心态来对待异己信仰，所以才可以从儒、释、道各家中不断获取营养，来完善与发展自身，从而具有了永恒的生命力。同样因为全真道提倡“三教合一”，没有任何门户之见，才可以见容于儒、释、道三教信徒，最大限度地得到了人们的支持。

今天我们要振兴道教，也必须要继承和发扬全真道“三教合一”的传统，以开放的文化心态和多元并存的文化精神来对待其他宗教。

首先，我们要创新道教理论就要从现存各种宗教与文化中吸取营养。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只有不断地吸收异己因素，才可以得以创新与发展。否则，就会在故步自封中自我禁锢而死，最终成为只可以摆在博物馆里供人欣赏的死的文物，丧失了任何现实作用与时代价值。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整体，经过一千多年的相互融合、相互贯通、相互渗透，儒、释、道三教已成为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撇开其中的任何一个，很难理解另一个。如果我们只学习道教，只读道教经典，而不读儒家和佛教经典，我们就很容易陷入“只懂道教而不懂中国传统文化”的悖论。道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我们不懂中国传统文化，又何以懂道教？所以，今天我们只学习道教知识，只读道教经典，是很不够的。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要学习儒家与佛教知识，必须去读儒家和佛教经典，通过儒、释、道三教的融合来实现理论上的综合创新。

最后，今天已不同于全真道兴起时的金元之际，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有更多宗教和信仰并存的也更为复杂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仅仅学习儒、释、道三教经典已经不够了，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向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甚至是犹太教等各种不同的宗教学习。当然，我们向它们学习，并不仅仅是为了自身理论的发展与创新，而更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当今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一种宗教，要想在文化全球化浪潮中保存下来，或者要想在未来的世界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在保存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还必须向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学习。

或许我们会说，道教本来就是一个中国本土化的宗教，一千多年以来，它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延续和发展着，从来没有断绝过，今天它仍然可以这样。但不幸的是，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独白的时代”已经结束，“对话的时代”已经来临，这并不是我们想与不想对话的问题，而是我们不得不如此。今天，道教正在走向世界，正在从一个中国本土化宗教向世界性宗教转变，假若道教不想最终被淹没于这场来势凶猛的全球化浪潮，那就必须学会与他者相处，与异己信仰者对话，而这就需要有一个开放的文化心态。

或许还有人会说，从宗教信仰角度讲，一个道教徒很难接受来自异己宗教的文化因素。那么，我可以告诉你，基督教是一种具有强烈排他性的一神教，他的排他性远远大于道教，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是今天的基督教已经在变化，很多有基督教信仰的学者已经在尝试者与其他宗教对话。起草《世界伦理宣言》和积极推动世界全球伦理的德国神学家孔汉思，本身就是一个基督教徒。这说明具有强烈排他性的基督教已经做出了让步，难道我们不能吗？

（二）持戒精严：谨守严格的全真戒律

道教戒律非出自全真，早在全真道创立之前，道教已经有了戒律。但是，王重阳祖师为全真道所制定的戒律却不同于以往，与传统道教戒律相比，全真道的戒律更为严格。重阳祖师在创立全真道之初，就吸收了佛教的出家制度，为全真道士制定了严格的戒律，要求全真道士必须出家，不能娶妻，不能吃荤，不能饮酒，等等。比如，他当年在度化马丹阳祖师时就提出了十二字口诀，他说：“凡人修道，先须依此一十二个字，断酒色财气、攀缘爱念、忧愁思虑。”他还在《读〈晋真人语录〉》诗中说：“大凡学道，不得杀盗。饮酒食肉，破戒犯愿。”除此之外，重阳祖师还着有《立教十五论》，其中对全真道士的住庵、云游、学书、和药、盖造、合道伴、打坐、降心、炼性等做出了详细规定。马丹阳祖师把重阳祖师的戒律思想总结为《十劝》，刘长生祖师也提出过自己的《十劝》之说，丘处机则有《长春真人规榜》，以上这些全真道戒律最后由元代全真道士陆道和编集为《全真清规》，一直传承至今。

佛教有戒、定、慧三学，并认为三者以戒为基，由戒生定，由定生慧。同样，对于全真道士来说，戒律也是成道、立身的根本。对于成道来说，不遵守戒律，就不能断绝各种世俗的干扰，当然也就不能保持心灵的清静。所以，戒律是保证修道者身心清静的根本，若不守戒律，何谈修炼？道士作为出家人，与尘世中人最大的不同就是有自己独特的信仰，要严格遵守一定的戒律。信仰是持戒的基础，持戒是信仰的保证，对于一个合格而虔诚的道士来说，信仰与持戒两者缺一不可。一个出家人能严守戒律，要靠心中坚定的信仰来支撑，同样信仰也需要遵守严格的戒律来维护。我们不可想象，有这么一个出家人，他不守任何戒律，与尘世中人完全相同，而他却有坚定的道教信仰，作为一个信奉道教的居士，或许可以做到这样，但对于一个正式出家的道士来说，这只能是一个悖论。而没有了坚定的信仰作支撑，又何以成道呢？对于立身来说，尘世中人信奉我们，是因为我们与他们不一样，我们要遵守严格的戒律，这些严格的戒律是尘世中人很难做到的，而我们做到了，所以他们敬佩我们，相信我们，认为我们很神圣。所以，戒律是道士立身的根本，我们身上的神圣性，要靠戒律来维持。一旦我们不再遵守戒律，我们就与尘世中人一样了，他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那么，凭什么他们要信奉我们？我们身上没有了神圣感，也就失去了信众的支持。接近400年以前，全真道“中兴之祖”王常月，正是有见于因道教戒律废弛而带来的弊端，才开坛传戒，重整全真道龙门派，并制定了初真、中极、天仙三坛大戒，从而使龙门派在清初再度兴起，王常月也因此而被称之为“龙门中兴之祖”。王常月中兴龙门派的例子说明，今天我们要重振道教，就必须发扬全真精神，重申道教戒律。

（三）以文助道：培养道士的文化素养

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与儒、释二教一样，也是一种人文主义宗教。道士必须要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才能真正领悟道教的真谛。王重阳祖师完全继承了这一点，他自创教之始就非常重视培养全真道士的文化素养。重阳祖师本人出家前为儒生，曾参加过文举和武举的考试，据说还中过武举，可以说是熟读诗书，文武全才。在全真七子中，马钰、谭处端、刘处玄、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等六位祖师，出家前都有很高的文化素养，这可能是王重阳祖师之所以看中他们的原因之一。只有丘处机祖师出家前未尝读书，但为了激励他学习文化知识，王重阳祖师明知其不识字，还让他掌管文翰，目的就是要迫使他刻苦学习。丘祖没有辜服重阳祖师的厚望，经过十年苦学，到隐修磻溪时，已经有了很高的文化素养，后来还在有金一代文坛上占了一席之地。金元之际，数量众多的亡金士人，为了避免蒙古兵的杀戮和羞辱，纷纷遁入全真道，极大地提高了全真道士的整体文化水平。因此，全真道第三、四代弟子的文化素养丝毫不逊于王重阳与全真七子。比如，在马丹阳祖师弟子中，就曾有“玄门十解元”的说法，即他的弟子中有十位是解元出身。又如，现存有大量由全真道第三、四代弟子所撰写的碑刻，通过这些碑文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从文采本身还是从书法来看，他们的文化素养绝对不低于当时的儒家知识分子。其中，像秦志安、李志全、姬志真、李道谦、史志经等，还成为了元代着名全真史家，编撰了大量的碑刻和全真道教史籍，为我们研究金元全真道教史提供了重要史料。又如，为了完成丘处机祖师的遗志，宋德方带领秦志安、李志全、王志谦、毛养素等编纂了元《玄都宝藏》，编纂完成之后，宋德方又命每一藏设立一位讲师，专门为全真道士讲解道教经典。这既显示了宋德方等所具有的较高的文化水平，同时也体现出了全真道第三、四代弟子对文化传承的重视。再如，蒙古太宗窝阔台元年（1229），李志常被召，为太子讲解《易经》、《诗经》、《尚书》、《道德经》、《孝经》等儒、道经典；蒙古太宗窝阔台五年（1233），李志常又与冯志亨被召至燕京教授蒙古贵族子弟。蒙古皇帝请人教授太子和贵族子弟，不请儒生，而请李志常、冯志亨等全真道士，这说明全真道士的文化素养在当时得到了蒙古皇室的肯定。

毋须讳言，我们今天道士的文化水平，不仅不能与金元之际的全真道士相提并论，而且即使与今天的佛教僧人相比，也是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可以这样说，普遍文化水平不高，目前已经成为了今天限制道教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因此，我们要振兴当代道教，就必须重新发扬全真道“以文助道”的精神，想方设法提高道众的文化素养。今天，我们已建立了中国道教学院，而且还在各地建立起了多所分院，培养了大批年轻道士，为提高道士们的文化素养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我个人认为，仅仅依靠道教学院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未来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通晓道教常识的道士，而是精通中国传统文化，能够与儒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等世界各大宗教对话的大师级的人才，这样的人才必须要接受严格而正规的高等教育。下面我提出自己的两点思路以供大家参考。

第一，吸引大量高学历人才加入道教队伍。按照宗教政策，道教不能走出道观去弘道，只能在道观内宣讲道法，我们虽然不能走出去，但却可以请进来。这一点佛教做得比较好，而我们道教做得相对差一些。佛教很多寺院一到暑期都开办夏令营，吸引大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进入寺院，了解佛教，学习佛学，很多参加者因此而成为了佛教徒，甚至有的还直接出了家。据我所知，我们道教目前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今年就有多所道观开办了道教夏令营，这是一个好的开端，希望以后有更多的道观参与进来，并坚持做下去。

第二，选派有文化基础的年轻道士进入高校学习。第一条思路，对于正一道来说是可行的，但对于全真道来说就有点困难，因为全真道要求出家，很多高学历、高文化素质的人在社会上可以干的很好，若无特殊原因，让他们彻底放下尘世中的一切出家修道，恐怕有些困难。因此，这就需要开辟第二条道路，尤其是对于全真道来说，走第二条道路更为适合。我们每一位出家人，尤其是大宫观的当家，都应该有传承道教文化的责任感，从宫观中挑选中一些有文化根基和培养前途的年轻道士，让他们进入大学的中文、哲学、历史、宗教等系，从本科读起，一直读到硕士、博士毕业，接受系统而正规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等他们走出校园，回到原来的道观，他们就可以成为能与中外学者真正对话的道教学者。当我们有了这样一批道教学者，我们的道教学院就有了师资，甚于可以让他们直接在道观中来教授其他道众，用不了多长时间，整个道教的文化素养就会大为改观。若让这些年轻道士放弃宫观内的日常事务去专职学习有困难，我们也可以采取变通的方法。我们知道，每一位正式出家的年轻道士都要拜一位教内的师父，来学习道教的基本知识、日常功课、斋醮科仪等相关内容。为了进一步提高年轻道士的文化素养，我们可以同时让他再拜一位道教学者为导师，由这位导师来指导他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撰写学术文章，研习道教经典，以此来提高他的整体文化水平。这并不是我的创造，据我所知，这种方法在江苏、上海等地已经开始实行，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们可以借鉴。

（四）功行双全：要有强烈的责任意识

王重阳祖师在创立全真道的时候，就提出了“功行双全”的口号，“功”即“真功”，“行”即“真行”，“功行双全”就是真功与真行合一。重阳祖师所说的“真功”是指“命功”的修炼，其所说的“真行”则是指“性功”的修炼，尤其是强调性功修炼过程中的“修仁蕴德”、“济贫拔苦”、“先人后己”、“与物无私”等精神。后来，马丹阳祖师在重阳祖师“功行双全”的基础上，提出了“内外日用”的说法。马丹阳祖师所说的“内日用”是对内在心性的修炼，而“外日用”则是对外在行为的约束。丘处机祖师又在丹阳祖师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内外日用”的新的理解，他认为“内日用”是指在心上用功，而“外日用”则是指在事上磨练。虽然重阳、丹阳、长春三位祖师对真功、真行的理解不同，但他们却无一例外地强调“功行双全”，并认为做到“功行双全”是得道成仙的前提。因为丘祖与重阳祖师、丹阳祖师相比更重视性功的修炼，曾提出“三分命功，七分性功”的说法，所以他反对避世清修，而提倡事上磨练。事上磨练就是积累功行，只有功行积累到一定程度，才可以“全真而仙”。积累功行就是要做好事、做善事，吃一分亏，受一分屈辱，就能消解一分罪业，享受一分布施，接受一分捐助，就会增加一分罪业，需要做更多更大的善事来抵消。只有常行善，少索取，多给予，功德圆满，成仙才有可能。

全真道对“功行双全”的提倡，说明全真道士并不是不问世事的“自了汉”，而是敢于承担各种应该承担的责任，具有济世救人情怀的宗教人士。正是藉于此，全真道士做了大量有利于道教和造福天下苍生的善事。这样的事例在早期全真道文献中俯拾皆是，因时间关系在此不便于一一列举，只略举几个典型事例加以说明。金贞佑三年（1213）至兴定元年（1215）之间，山东胶东一带发生重大灾荒，百姓饿殍遍野，而金统治者在内忧外患的交加下已难以自保，更无暇顾及百姓死活。面对这种状况，当时在山东传道的丘处机祖师心急如焚，为了救百姓于水火，他先是把道观所存余粮全部发给百姓，又号召全真道众勤于耕作，争取多打粮食以赈济灾民。还曾亲自奔赴金都，试图靠他在金廷的关系劝说统治者开仓放粮，但因适逢纥石烈政变而未能如愿。元太祖十五年（1219），为了拯救中原百姓的性命，丘祖不顾自己已是73岁高龄，西行觐见成吉思汗，劝其寡欲止杀。其后，又利用成吉思汗授予他的各项特权，广开教门，大建琳宇，吸纳大批亡金士人加入全真道，使他们免于蒙古人的屠戮与羞辱。元至元十六年（1279），郝大通祖师高徒王志谨，带领全真道祖庭陕西户县重阳宫道众开渠200多里，引涝水至重阳宫，使沿途百姓的田地皆得以灌溉。正是因为金元时期的全真道士们，为国家、社会、百姓做了大量的好事，所以才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信奉与支持，全真道也才能于元初达到鼎盛状态。今天我们要振兴当代道教，也必须发扬这种精神，勇于承担各种应该承担的责任。

全真道士应承担的责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履行弘道的义务。全真道士，作为出家人，作为全真道中的一员，要勇于承担弘道的责任。正是因为有重阳祖师和全真七子，以及全真道第三、四代弟子们不遗余力地积极弘扬，全真道才在元初达到鼎盛。今天，基督教和佛教的弘教意识较强，所以它们得到了迅速发展，而我们道教的弘教意识相对较弱，所以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远远落后于基督教和佛教。

第二，要有文化担当感。道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道士是道教文化的重要载体，传承与弘扬道教文化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假若抛开这一点，退一步来说，道士也是中国人，而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传承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责任。只有中国传统文化得到了弘扬，道教文化才能被更多的人了解，道教才能得到更多人的信奉与支持。

第三，要有社会责任感。道士虽然出了家，但仍然是社会的一员，仍然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只有积极发扬全真道济世救人、先人后己、与物无私的精神，力所能及地在社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才能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认同，才会有更多的人支持我们，信奉我们，道教在当代也才能振兴。

（五）苦己利人：坚持过以苦为乐的生活

全真道奉行苦行主义，“苦己利人”一直是全真道士们立身行事的准则。全真道所提倡的战睡魔、乞食、云游、坐环等修炼心性的方式，本身就是苦行。早在全真道创立之前，重阳祖师于终南山修炼时，就已经开始了苦行的生活，无论是在“活死人墓”中的静修，还是在东至山东途中的一路乞讨，这都是重阳祖师苦行的表现。全真七子谨遵师教，也一直过着苦行的修道生活。丹阳祖师出家之后，“十年不把一文钱”，一直以乞食为生，而且不管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坚持赤脚而行，穿破衣，住窑洞，喝冷水，以自苦为乐。王玉阳祖师在山东荣成铁刹山修炼了十九年，在这十九年当中，他一直赤脚穿行于山石、荆棘之间，即使鲜血淋漓，也毫不在意；白天穿街走巷阐教弘道，晚上回到单脚独立于悬崖边炼睡，丘处机祖师听说了他的故事，写诗称赞他“九夏迎阳立，三冬抱雪眠”。丘处机祖师在磻溪、龙门修炼了十三年，他为了战睡魔、炼心性，于山上往来搬石，整晚编织草鞋，多次遭受病魔，手臂三次骨折，两次生命受到威胁，但不改其志。他一年四季，只穿一件蓑衣，人称“蓑衣先生”。郝大通祖师于河北沃州桥下默然静坐，饥渴不求，寒暑不变，人馈则食，不馈则否，一坐六年，被称为“不语先生”。可以这么说，在苦行主义的指导下，全真道士把个人的物质生活需求降到了极点，他们的这种行为感动了世人，让人们认识到，他们是一群敢于舍弃一切来追求生命真谛的人，这使很多人感佩不已，有的自愿皈依于全真门下，有的对全真道信奉有加，这也是全真道能在金元之际兴盛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金大定七年（1167）秋，重阳祖师与丹阳祖师初遇于宁海范明叔家的南园，丹阳祖师请重阳祖师吃瓜，重阳祖师一反常态，从瓜蒂而食，丹阳祖师忙问原因，重阳祖师说：“苦尽甘来。”重阳祖师一句话可谓道破天机，“苦尽甘来”，这也许就是全真道提倡苦行的原因。今天我们要振兴当代道教，就要发扬重阳祖师“苦尽甘来”的精神。全真道士出家是为了修道，是为了探求生命的真谛，是为了追求长生成仙，并不是为了享受生活。假若为了享受生活，就没有必要出家修道，在家不是更好吗？目前，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国家经济状况大为改善，社会上开始盛行奢靡之风，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盛行。面对这种状况，我们出家人更应该提倡节俭、寡欲、苦行。重阳祖师曾有诗云：“修行切忌顺人情，顺着人情道不成。”丘祖也在《玄风庆会录》中提到，学道之人，要做到“世人爱处不爱，世人住处不住。”因为我们能做到的，尘世中人做不到，尘世中人做的，我们不做，我们与尘世中人不一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尘世中人的信奉。假若反过来，我们与尘世中人无别，他们享乐，我们也享乐，他们纵欲，我们也纵欲，他们奢靡，我们也奢靡，他们为什么要信奉我们？如果真的这样，他们不仅不会信奉我们，而且还会鄙视我们，因为我们打着出家修道的旗号，却在暗地里行纵欲、奢靡、享乐之实，而他们至少比我们真实。假若失去了信众的信任与支持，道教何以自处？因此，今天我们要振兴道教，就必须重新发扬全真道苦行的精神。

生？抑或死？这是一个当前摆在我们面前，不得不令我们认真面对的问题。当然，我这里所说的“生”和“死”，并不是我们理解的一般意义上的“生”和“死”，而是有其独特的内涵。下面借用美国学者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的说法来略作解释。“生”并不是单纯指“存在”，而是指“活的存在”，即指在现实社会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死”并不是指“消亡”或者“不存在”，而是指“不能以活的形式存在”，即虽然存在，但却已经丧失了任何的现实作用，成为了只能陈列在博物馆里供人观赏的死的文物。我相信，我们都不愿意将来有一天道教沦落为博物馆中的陈列品，而要改变道教的历史命运，就需要我们共同努力来积极弘扬全真精神，让道教真正活转于当世，让道教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形态而存在，而是要让它作为中国文化和中国人信仰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在当今社会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与不可替代的价值。

（本文为作者2014年9月1日于中国道教第六届玄门讲经暨东岳论道上的讲稿，部分内容曾发表于《中国道教》2015年第1期）